第三，从80年代到现在为止，对中国经济发展做出最大贡献的就是农村改革，但农村改革基本在南巡讲话以后就没有了新亮点，改革重心被转到了城市。
第二，着力深化农业管理体制改革，强化和完善农业对外开放支持政策体系。大豆大规模进口、继续依赖国际市场的局面很难逆转。
为此，需要重点实施以下关键措施：第一，抓紧制定农业对外开放的总体规划，建立基于全球视野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机制，提出新形势下重要农产品及其加工产业国际贸易的国家战略，构建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农业国际化战略框架。要积极推进农业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健全统筹管理农业对外开放的体制机制。以我国国内巨大的市场需求为依托，建立全球大宗商品交易中心，逐步形成全球大宗农产品定价话语权，从根本上维护我国国际贸易权益乃至国家经济安全。目前我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农业机械化水平低，科技支撑能力不强进入专题： WTO 中国工业 。
为了防止落后产能的转移，承接产业转移的地区也必须坚持国家关于产业准入的统一标准，对产业转移的项目进行筛选。2010年德国能源消费总量6亿吨标准煤，是中国能源消费量的18.5%，但其国内生产总值则相当于中国的55.26%。廉租房制度并非十全十美当然，这世界上难觅十全十美，廉租房即便像西方那样发展了多少年，制度再完善，还是有弊病的。
不知道什么最好，但清楚什么最不好但是我们看到：所有这些讨论在宪政民主国家都是有底线的：喜欢大政府的人可以加大政府责任，鼓吹高福利，可以主张多建廉租公屋，但不会赞成政府权力无限、不会鼓吹强拆贫民窟。西方国家历史上没有过我国古代专制帝国时代的户口管制，但在中世纪农奴制时代那里的绝大多数人也是被束缚于土地，同样没有迁徙自由。事实上像哈勒姆这样的地方，当初并非如今这种贫民区，就是在罗斯福新政以后，随着政府在此为穷人兴建廉租公寓楼，中产居民不断外迁，才逐渐成为今天这种建筑壮观的贫民窟的。于是我国目前保障性住房政策的两大毛病，即经适房优先公务员，廉租房不给农民工，就成了最抢眼的问题，而远比上述西方廉租房制度的问题突出了。
其实笔者曾指出：两种指责都其来有自，实际上这是西方民主国家左右翼都要讨好民众，而在当代全球化背景下与中国这类行为相反国家出现两种尺蠖效应的互动所积累的结果。农奴制过去以后，西方国家也经历过一个旧济贫法时代，对流动的穷人滥施强权却很少负保障之责，导致穷人自由、福利双不足，同时产生了很多西方孙志刚式的故事。
而既没有廉租房又取缔贫民窟的其他一切安排，例如以大量家庭离散为前提的两栖人制度、索韦托式的城外城制度和没有迁徙自由的农奴制度等等，在他们看来都比那两种毛病坏得多。而在宪政时代这既不是他们左派的主张也不是他们右派的主张，无论美国人还是瑞典人也都不能容忍这种状况。我国未来的发展如果要有道义上的感召力，当然不能停留于血汗工厂的竞争优势。像美国纽约的哈勒姆，芝加哥的罗伯特泰勒豪姆，圣路易斯的普鲁伊艾格，都是廉租公寓楼群，就建筑外观看并不差。
一是穷人集中居住的廉租房社区往往人文环境很差。因此，以上对发达国家廉租房和其他住房福利政策教训的叙述，并不是要根本否定这种政策的进步意义。实际上，我们今天搞廉租房建设时提到的境外榜样，民主福利国家就不用说了，包括新加坡、中国香港等不那么民主，因而我们一些人更以为可以借鉴的地方，当初也都是承认棚户区的存在，并且通过向棚户居民提供公屋来逐步缩小乃至基本消除了这些贫民窟的。当然，2008年由美国次贷引爆的全球金融海啸证明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馊主意，此路肯定不通。
我曾开玩笑说就像我住的蓝旗营小区(北大清华合建的教授楼区)——但仅仅是建筑外观而已，讲到治安和秩序就完全两回事了。因为个人消费理性有局限，不仅一些消费行为有负外部性，更有些为个人理性无法控制(如成瘾者的吸毒)。
人们不知道什么最好，但清楚什么‘最不好。租房券相对于政府直接投资于廉租房，犹如一些福利国家给穷人发放教育券以替代政府直接办公立学校、发放医疗券以替代政府直接投资公立医院，都是一种既保证了公共资金帮助穷人的转移支付，又能尽量避免官办事业弊病的可取思路。
但是现在南非没有什么人认为应该回到、或者能够回到过去那种制度。因为分散化的随机买房既可以避免公屋区治安问题，又可以使穷人有房住进化为穷人当房主，趋近于业主社会的理想。于是除了推进贫富混居计划外，美国人也在想别的主意。于是在朝野、左右、贫富各阶层的共同推动下，近二十年来美国不再扩大住房福利覆盖率，而主要采用不断降低首付和初期利率的办法撤除按揭门槛，使越来越多的穷人得以贷款买房，提高住房自有率。首先是穷人获得不受驱逐的权利，实现迁徙自由，并开始要求享有保障的权利。最典型的就是南非，尽管民主化以后他们的城市底特律化弊病的严重似乎证明了当年种族隔离理论家的预言，在我们这里也引起了批评自由和批评福利的两种人对南非现状的指责和对南非过去种族隔离制度或明或暗的同情。
二是穷人在可以要求保障之前先有了不受驱逐的权利，或者说他们是在消极自由的基础上获得积极自由的。无论如何，西方国家虽然与我国历史的发展路径区别很大，然而没有自由的时代和没有福利但有特权的时代他们也不是没有经历过。
因为个人自由的领域不管多大，总还是要有群己权界的约束。改公屋(无论集中建设还是分散建设)政策为帮助穷人买房的政策就是一个主要思路。
应该说，在许多民主法治比较健全的发达国家，廉租房的初始分配办法相当完善，基本上都能达到济贫目的。但问题在于廉租房作为一种实物分配很难回收。
而更自由主义的人则进一步认为房租补贴可以发现金，不必搞代金券，让穷人对如何使用补贴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所以在他们那里，关于住房问题尤其是穷人住房问题的争论仍然存在，而且会继续下去。这就是进步所在，同时也是问题所在。因此对他们经历过的这两种现象进行再认识是非常必要的。
集中的贫民区如果犯罪比较集中，把贫民分散居住可能也不过是分散了犯罪而已，总的社会犯罪率是否会下降仍有疑问。但这个做法也很难解决问题：一是美国社区自治发达，让中产居民接受在其聚居的社区间兴建贫民廉租房，这工作并不好做，因而希望计划进展缓慢。
尽管廉租房制度有很多毛病，犹如贫民窟现象也有很多毛病一样。政府权力大到可以要你死就死，要你活就活，而责任小到可以不管你死活，这是秦始皇时代的情况。
穷人犯罪率较高(这个事实陈述自然不是歧视穷人的理由，因为穷人首先是不幸的，谁愿意做穷人？)大概古今中外皆然。但是没有人认为廉租房制度的毛病可以用听任穷人流离失所来解决，犹如没有人认为贫民窟现象可以用强化城管，取缔违章建筑来解决一样。
最后，贫富混居就算能实现，它在总体上对犯罪率的影响究竟如何也不无争议。尤其像美国这样的福利房低覆盖率国家，既不像北欧那样大比例的人口住公房，居民构成比较均衡，也不像印度完全是民间自然形成的贫民窟，房屋虽破烂却存在着一定的传统道德秩序，犯罪率并不高。事实上如前所述，几乎所有城市化进程中的国家，城市贫民主要都是新移民，老市民是很少住在贫民窟的。在房屋交易活跃、居住流动性大、几乎人人开车、不那么看重居住区位，但很重视人文环境的美国，穷人迁入后富人就迁出的现象很常见。
由于我们城市中这些外来人没有不受驱逐权，因此廉租房制度无法覆盖他们。而无论哪一派更不会既反对廉租房，又鼓吹强拆贫民窟。
因为我国如今城市户籍的‘住房困难户其实为数不多——这并不是我们有什么独特的优越性。经过顽强的努力，他们在对统治者限权与问责两方面取得了突出的进步。
本质上也可以视为一种以全球金融风险为代价的特殊的高福利住房政策。笔者曾指出：我国目前的贫民权利还处于西方旧济贫法与新济贫法交替时代的水平，随意驱逐、禁锢、惩罚穷人的做法引起越来越大的非议而逐渐被禁，穷人主动要求公共服务的呼声也开始出现。
